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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
by 傅立沪
from 民国著名人物传第4卷第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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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艺术家老舍 傳立沪 老舍一向认为“自传难写”,但他还是写过这样的《著者略 历》○1 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 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 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而空也。幼读三百千,不求甚 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 难发财 ;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 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 得。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女一男,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 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 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是而已, 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著有:《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小坡的生日》,《猫 城记》,《离婚》,《赶集》,《牛天赐传》,《櫻海集》,《蛤藻集》,《骆驼 祥子》,《火车头》,皆小说也。当继续再写八本,凑成二十本,可以 搁笔矣。散碎文字,随写随扔;偶搜汇成集,如《老舍幽默诗文 集》及《老牛破车》,亦不重视之。 这份“略历”,有助我们了解这位“语言艺术大师”的性格特 征和文字风格,特别可以注意到他前半生的“孝爱老母”、“糊口 380 四方”,创作上的“博大家一笑”,教书做事的“均甚认真”。 一、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1899—1918 假如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 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我的母亲》 老舍原名舒庆春。舒舍予是他早年从事写作时的署名,把姓 ("舒”)拆了开来。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开始,笔名 正名改为老舍。 老舍生于1899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二十三)。 父亲舒永寿,是破落贫困的“旗人”(满族),当一名捍卫皇城的 “护军”,死于1900年8月间八国联军的屠刀下,当时老舍才一 周岁半。 就家世而言,老舍一家是地道的北京人。母亲马氏,出身于 德胜门外的农家,“勤俭诚实,身体也好”。她多子女(原有三男四 女),四十一岁时又生下老舍这个“老儿子”。丈夫弃世,过日子更 艰辛,“寅吃卯粮”,不得不替人家拆洗缝补,兼当佣工,才勉强维 持家庭生活。 这位具有中国劳动妇女普遍的优秀品质的母亲,被老舍终 身所敬重和怀念,认为是真正的教师,“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她爱清洁,爱秩序,干活有条有理,做事丝毫不敷衍;她好客,热 情待人,凡她能做的有求必应,甚至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 待人平和,宁吃亏,不逗气,但不软弱,即使像“拳匪之乱”这般大 381 灾难中,泪往心中落,却表现了“软而硬的个性”,挺了过来。她也 喜爱花木,操劳之余不忘侍弄侍弄。这些在老舍笔下所歌颂的母 性,他不仅乐于“继承”,恰好成了自己一生的写照。 老舍七岁(1906年),在一位好心人刘寿绵(后出家为僧,法 号“宗月大师”)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进私塾。这位终身爱书(读书 与写书)的作家,对传统教育、圣贤古训并不感兴趣,“自幼儿我 就会逃学,愣挨板子也不肯说我爱《三字经》和《百家姓》”。○2所 幸的是二年后转入市立第二两等小学校,插三年级。 他十三岁(1912年),学校改为女校,又转入京师第十三国 民及高等小学校,年底毕业。翌年他考入市立第三中学,因为交 不起学费,读了半年只好退学。 亲友们都建议他去学手艺,但他已爱上读书了,偷偷地投考 了师范学校,也因为那儿的制服、饮食、书籍、住宿全由学校供 应。又是他那可敬的母亲,承担了须缴十元保证金的巨大困难, 花上半个月的努力才把它筹到,支持儿子的求知欲望。 在北京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四班的这五年学习期间 (1913 —1918),老舍不仅成绩优异,深为校长方还及国文教员余 子威等教员所赏识,打好了中国古典文学(包括旧体诗)的基础, 写得一手好文章,特别是他多才多艺的禀賦,诸如演讲、歌唱、演 剧,尤其幽默的谈吐,都充分显示出来。 这段时间,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一到假日回家侍奉,以赡 养老母为己任,形成终生不渝的思想感情。 后来他参加工作,甚 至在冬天卖掉皮袍供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面,宁可自己挨冻,其 “孝爱”之深可见一斑。 他认为母亲在“做人”这点上对他影响至大,教会他“有一定 的宗旨和基本的法则,什么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限好的界 382 限”。○3他的老同学、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回忆这段求学时间时 加以证实:“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 表现出来”,进师范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由于幼年境 遇的艰苦,情感上受了摧伤,他总拿冷眼把人们分成善恶两堆, 嫉恶如仇的愤激,正像替善人可以舍命的热情同样发达。这种相 反相成的交错情绪,后来随时在他的作品里流露着”。④ 这一切,尤其这“交错情绪”的存在,老舍一再表示,是“母亲 的血汗灌养的”。 二、“五四”給了新的心灵 1918一1924 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 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 《“五四”给了我什么》 1918年夏,老舍师范毕业,被学务局委任为京师公立第十 七高等小学校及国民学校(今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校长,次年曾 赴江苏(南京、上海、吴县、无锡、南通等地)考察小学教育。由于 考绩特优,第二年晋升为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兼任公立北郊遇 俗教育讲演所所长。但二年后(1922年9月)他毅然辞职,放弃 “前程”,跑去天津南开中学当了半年国文教员,回来干起社会服 务工作来,同时到燕京大学旁听英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老舍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而“五四”的巨大浪潮毕竟 使他“思想变了”,“有了一双新眼睛”,“敢于怀疑,敢于批判”○5。 干劝学员工作,收入丰裕,生活淸闲,但因循保守,迹近官 383 场。其中旧中国的封建礼教、帝国主义的洋奴意识,明显地在老 舍心灵中成了“苦汁儿”,对一个青年来说,到了“非吐不可”的压 抑程度。有一阵子,环境迫使他跟随周围同事一起,看戏、逛公 园,烟、酒、麻将,除了嫖,几乎要他走上“只能毁了自己”的随波 逐流道路。 有几件事起到了“扭转”的作用,也证明“五四”的强大冲击 力,使他正视了现实。 首先是婚姻问题。母亲爱他,替他定了婚事;而他已接受新 思想,非新人物不娶,又怕伤了母亲的心,矛盾就产生了。结果请 三姐出来委婉劝说,婚虽退了,自己却生了一场大病。这是1921 年上半年的事。 其次,休养期间,他关心地方眼务工作,兼任了一个私立小 学的教务工作,教修身与唱歌等课程;还曾帮助那位宗月大师开 办贫民学校,接触了社会实际,特别是城市下层的生活,增强了 “平民意识”。 再次,也是不少老舍生平研究者所忽视的,是他受洗礼入了 基督教,为教会做了不少义务工作,如帮助教堂起草改组章程、 当主日学(Sunday school)主任、翻译《基督教的大同主义》等。这 不仅为他以后出国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他这一时期打 开视野、探索现实、渴望走向大千世界的思想状况。 老舍与基督教的这段关系,以后一直保持缄口不提的态度。 这是因为他后来亲临了“自由、博爱、平等”,高举“基督精神”的 欧美国家,体验了高唱“赞美诗”国度的生活实际,看到问题复杂 的一而了。但从“五四”当时的思潮而言,老舍接受基督教“大 同”思想,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有趣的是,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后方从事抗敌文艺活动,还 384 曾向别人讲演《圣经与文学》。虽然纯粹从文学欣赏角度加以介 绍,原来“老舍在出国之前曾是主张改革的虔诚的基督教徒”(萧 柏青《老舍在武汉、重庆》⑥ ),这一点恰好证明他这段时间的思 想进程,值得注意和研究。 老舍自己怎么评价“五四”的呢?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 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 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神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 本思想与情感”。○7前面介绍他的一些“扭转”,正好印证了这一 思想感情。 至于运用白话作为语言工具,正是“五四”大力推行的;《圣 经》译本影响也是一个因素,而他能够更跨前一步,把“官话”演 进为“地方色彩”的境地。 三、要看真的社会与人生 1924—1937 读书而外,一个作家还须熟读社会人生。 《写和读》 经燕京人学英籍教授艾温士的介绍,1924年秋至1929年 夏前后五年,老舍前往英国,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国语文系 的讲师。 此行既出于为了生计(老舍并不愿意离开老母),更受当时 思潮的影响,他要出去见识见识,进一步学好英文。 进东方学院学中文无任何限制,只要交学费,男女老幼一概 接受。这些学员的华语基础不一,需求各异,学校就形成班次多、 385 上课时间分散、课程繁琐的局面。连假期也不得空闲,老舍工作 之累可想而知,甭谈有机会外出游访或活动了。 于是图书馆成了老舍的“读书”处。五年中他啃了大量欧美 文学名著,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喜剧、罗马散文、十七、十八世纪 古典主义作品,到近代英国威尔斯、康拉德、梅瑞斯,法国福禄贝 尔、莫泊桑等诸家作品,他贪婪地阅读。 由于他的出身、爱好和“读社会人生”的出发点,很自然地使 他特别欣赏“写实的态度与尖刻的笔调”,确认“小说是社会的指 导者、人生的教科书”。 这一主导思想,也必然促使他密切注视周围的各色人众,从 自己的学生到寄宿处的房东房客,发现他们市民习气、为人信 条,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不景气所造成的失业现象、婚姻问题 等等,也饶有兴味地领教了那儿所谓的“绅士气派”。 尤其那位与他合租一层楼的艾支顿先生,懂得好几国语言, 有口才,文章写得出色,参过军,升到中校,现在却狼狈地没事 干。他的那些朋友,有的还有博士头衔,照样失业,至多给磁砖厂 吆喝买卖。“工商资本主义的崩溃与罪恶”,使这些人成了难兄难 弟。 这使老舍产生了试写小说是“很好玩”的意念,因为“读书和 著书是不可分离的事”⑧。 另外,他来英国半年,原先的新鲜渐渐消失,感到寂寞而“想 家”。这个“家”,不仅是那位慈母,恰也是自己的祖国。往昔的生 活经历,--幅辐画面在脑海里浮现。面当时刚读狄更斯的作品, 相互印证,旧中国学界的黑暗,诱使他从笔尖倾泻出来。 确是出于“好玩”。他开始在三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练习簿上 涂抹,写满一本就往抽屉一搁不理了,并没意识到已写成一册受 386 人欢迎的作品。有朋友聚一起交谈时,他拿出来当笑话念几段给 别人听(这个当众朗读习惯,以后成了他终身征求意见的写作作 风),甚至让人笑得错把盐当白糖放进茶叶里去,这就是《老张的 哲学》产生的经过。许地山大为赞赏,拿去寄给国内郑振铎主编 的《小说月报》连续发表。 这一“玩”就不可收拾,在伦敦期间,他又写了《赵子曰》和 《二马》,都是批判和揭露性的,笔调幽默而含嘲讽。除《二马》以 伦敦为背景,前二部均以前阶段教书生涯为题材而提炼的:老张 当军官、经商兼办学校,干了坏事反而飞黄腾达;《赵子曰》那位 青年学生,“内而酒与妇人,外而风潮与名誉”,显然都是教育界 黑暗的暴露。《二马》是离英前写的,主角虽是华人父子,继承遗 产却在伦敦展开矛盾,这就让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中国人”的 现象得以充分表演,帝国主义与洋奴的嘴脸也自然出现。 老舍对社会的认识,至此完全从“读书”进人“著书”的角色 了 1926年6月,老舍结束东方学院的工作,决定回国。回国前 他旅游了西欧德、法、意等国三个多月,其中过半时间在巴黎,为 了尽量多读一下“社会人生”这本大书。 他没有直接回国,在新加坡登岸,由当地中华书局经理徐采 明介绍,去华侨中学担任国文教员。这也说明“糊口四方”、“教书 为业”的老舍,生计问题始终没有定当。 在华侨中学,他觉得当地的学生还不错,很有民族意识;但 自己孤居单调,思念故土,只教了一个学期,于1930年2月底搭 船回国。 在新加坡,他写下《小坡的生日》(回沪续完)。小说以孩子为 主角,通过梦幻与写实结合的表现手法,让东方民族(中国、印 387 度、马来等)的孩子汇在一起,就是没有白人孩子;寄予“联合世 界上的小民族共同奋斗”的寓意,作者的赤子之心显然超越了儿 童世界的范畴。在作品中,还含有不少他固有的小小的“自我讽 刺”。 这位“糊口四方”的教书匠与“写家”(他说自己不是作家而 是“写家”),经由上海,回北京住了三四个月,同年8月被山东齐 鲁大学聘为中文教授四年(1930—1934),后去青岛国立山东大 学任教,开讲《世界文学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课程。 1936年夏辞去教职,开始专业写作生活,直到翌年“七七”事变 发生,担心青岛沦入日寇手中,才再受聘于齐鲁大学,举家迁回 济南。 这七年多时间,是老舍前半生中常常怀恋、比较安定的一段 时间,也是这位写家小说创作的丰收期。 值得“怀恋”,是指他成了家,有了“狡猾可喜”的孩子。1931 年暑假,他和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胡絜青(后成画家)结了婚,他 那时已三十三岁,女方二十岁;这七年期间,他们有了三个孩子 (大女舒济,儿子舒乙,二女舒雨)。家庭中“爱的发展”,尤其由于 他十分喜爱孩子,真“觉得比写完一本伟大的作品还骄傲”。 说“安定”,可以全身心地扑在教书和写作上。除备课编讲 义外,连暑寒假、例假日全都用在创作上。近乎在“挤”、在“赶”, 确是卓有成效。长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幽默诗文大量问世,名篇 如《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断魂枪》、《月牙儿》、《我这 一辈子》等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更要一提的是,他在此结识了许多文艺界的知己,如洪深、 王统照、臧克家、吴伯箫、游国恩、孟超、萧涤非、王亚平等。除了 接待来访的学生,山东的一些拳师、艺人、小商小贩、人力车夫都 388 成了他家座上客,相互无所不谈,甚至兴致勃勃地学舞枪弄棒, 真正打成一片了。 当然,这段时间里,他不会忘掉照顾老母和笔耕之余的摆弄 花草,这是生活情趣的另一面。 但安定的生活实际并不安定,这是历史和环境决定了的,从 他的创作内容和作品遭遇上也反映出来。 他的长篇小说《大明湖》底稿,因为“一二八”事变(1932年) 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焚毁而化为灰烬,而这篇以妇女命运为 主题的力作,恰是他自己认为比以前写得“像样一点”的作品。 他这一时期发表的作品,进一步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外,显 然有意让众多的下层人民及其苦难道遇呈献读者面前;妓女、巡 警、工匠、拳师、人力车夫等的悲惨命运,在他的笔下,一概作为 主角来处理了。代表作《骆驼祥子》(1936年)之所以取得巨大成 功,正是作家正视并不安定的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的 结果,从而也获得国际声誉。 老舍作品的艺术魅力,除“善于说故事”外,其地道的北京话 色彩和固有的幽默味,连他自己也承认到了“死啃”的地步,发挥 得酣畅恣肆,淋漓尽致。 从读书到著书,更从著书成为“写家”这一历程中,老舍并未 成为革命作家,却是从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进面认识它和表 现它,所有题材直接取自车厂、小茶馆和大杂院,也就是他所谓 “真的社会与人生”。 389 四、做小卒该做的一切 1937—1949 我只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 抗敌的武器。我不肯,也不应该,放弃了他,而去另 找出路。 《八方风雨》 卢沟桥炮声一响,全面抗战爆发。战火逼近济南,1937年11 月15日黄昏,老舍毅然告别家人,只身出走,开始了流亡生活。 三天后来到武汉,立即投身抗战文艺活动,帮助老向、何容等主 办的《抗到底》半月刊(该刊实为冯玉祥将军支持),又与茅盾、冯 乃超等人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简称“文协”,1938年3月27日)。后因战火临近,转移重 庆。直至抗战胜利,他始终是文协的实际负责人,被誉称“一家之 主”。 关于这段经历,老舍自己有《八方风雨》○9文纪实。我们如 果了解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主客观条件,则老舍这阶段爱国主义 精神的升华,确乎到了忘我的境界。他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真正 实践了他入会时的誓词:“做小卒该做的一切”,始终不渝。 文协是群众团体,成员复杂,左中右都有。国民党政府力图 控制它,经费资助上掣牵(或拖欠或削减),出版上进行“图书审 査”,还派特务暗中监视或造谣。进步力量方面(包括党的活动) 同样在努力打开局面,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老舍怍为无党 派、中间人士,被推选主持其事,工作开展的艰辛与困难可以 390 想见。但他届届连任,受到拥戴,恰好证实他身上所具有的“外圆 内方”、善于团结,“做事认真”、有条有理等特点,在八方风雨中 发挥了作用。 文协不设主席或理事长,只分总务、组织、研究、出版四个 部,老舍就是“总务”这个实干部的主任。这些职务全是义务的, 个人或家庭的糊口.还得自己解决问题。老舍虽是单身,而当时物 价飞涨,卖文不易;工作忙,生活苦,他贫血又常打摆子(疟疾), 身体越来越差,但坚持了下来,还把乐观风趣的生活态度带给友 人,接触过他的人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文协工作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出版会刊《抗战文艺》,关心作 家的创作与生活,推动抗战文艺的开展与深入。老舍写了不少这 方而的论文,甚至为作家们的生活窘困而发起“斗米千字运动” (1940年初,即“保障作家生活”运动)。二是举办各种座谈会、联 谊会、讲座、纪念活动等,探讨和宣传,为使文艺更好地效劳于抗 战。这些活动几乎每周都有,确定会场,商议程序,乃至对付捣 乱,老舍可谓竭尽心力了。 老舍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个“写家”,在身体病痛、工作劳 瘁、敌机狂炸、经常要钻防空洞的情况下,他每天(特别是上午) 坚持拿起笔杆子,写出数量可观的抗战文艺作品,其精神令人敬 佩。有趣的是,即使已没有条件摆弄园艺,案头的盆花,仍陪伴他 一贯为人的宗旨。 这一时期,除后阶段在北碚完成小说《火葬》(1943年),《四 世同堂》第一部《惶惑》( 1944年)、第二部《偷生》(1945年)及少 量短篇小说外,尤其在抗战前期,他的创作,几乎全都用力于话 剧和通俗文艺上,这显然是他接受“文艺下乡”、“文艺入伍”的观 点,认为“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枪, 391 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 际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10为此,他不仅结识 了许多演员、艺人,干脆跑去拜师求教。如艺名“山药蛋”的富少 舫那儿,他花上好几个月工夫,为了学大鼓书。他为他们编写《骂 汪精卫》,《卢沟晓月》、《台儿庄战役》、《八面玲珑》等相声、鼓词 材料;连抗战宣传画上的配词,也肯摹仿“拉大片”的形式,配上 群众熟悉的套子。一切为了让文艺宣传抗战,让群众喜闻乐见。 以话剧为例,他前后共写了七个:《残雾》(1939年)、《国家 至上》(与宋之的合写,1940年)、《张自忠》(1941年)、《归去来 兮》(1942年)、《桃李春风》(与赵淸阁合写,1943年)等,大多演 出成功,受到好评。而可贵者,他虚心求教,公开征求意见,贯串 了他“做事认真”的作风。 抗战八年,除文协工作与写作,他生活中的大事是: 1939年夏,全国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路慰问团,他任北路 团长。先后到过陕西、青海、绥远、宁夏等地,历时五个半月,行程 二万多里。这段经历写在他长诗《剑北篇》(未写完)里。其间他 到过延安,受到边区各界欢迎,会见毛主席等党政领导,他也作 过大后方文艺界情况的报告。这是值得一提的,老舍的思想倾向 已日趋明朗。 1941年8月,他应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邀请,赴昆明讲学。 实际上,上一年冬开始,他的头晕症已严重(往后每年出现),需 要休养。但此行并未完全达到游憩的计划,其间还去大理演讲, 并完成话剧《大地龙蛇》的创作。 老舍离家后,胡絜青携子女于1938年夏返回沦陷的北平, 兼顾老舍母亲的晚年。1942年8月,这位老舍终生不忘的老母 去世,胡决定南下与老舍团叙。次年(1943年)10月,正是老舍进 392 医院割盲肠之际,她携子挈女,辗转颠沛,逃来重庆,从此全家一 起,居住北碚(后又添一女)。为了生计,这位“好客”的作家,居然 戒酒,一度戒烟,为的是“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为的是“坚守 自己的岗位”。⑪ 1944年4月17日,文协为老舍举行庆祝他创作二十周年 纪念会。《新华日报》等纷纷刊出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知名人士 的祝词贺诗。在会上,轮到他致答的时候,这位一贯“博大家一 笑”的语言艺术大师,竟然泣不成声,到了“百感交集,无法说出 话”的程度——作家这些年来,从事抗战文艺的辛劳与业绩,确 是他难以一言道尽…… 1945年抗战胜利,老舍和全国人民一起欢欣鼓舞,马上投 入于把文协改组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的筹备工作。可是不多 日子,国家全面内战的迹象日益明显,他和所有进步作家相同, 充满了忧虑和失望,祖国命运和百姓前途,又成了沉重的问题。 恰好这时他的《骆驼祥子》已被译成英文(题为Rickshaw Boy, “洋车夫”),成了畅销书。次年(1946年)初,被美国国务院 邀请,与剧作家曹禺联袂赴美讲学一年。但他此行一呆三年,直 至全国解放,1949年12月才回到新中国怀抱中来。 旅美三年,除头年的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参加一些会议和演 讲,参观访问,还曾去加拿大访问。余两年主要留在纽约完成《四 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并与美国东方问题专家艾达•普爱德女 上(Ida Pruitt)合作,将《四世同堂》整本译为英文节译本。 这一时期的老舍,心绪并不舒畅。他思念祖国,关心民众的 受压迫正“变本加厉”,当然也担心自己的家属。他对美国文化界 的情况表示失望,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不相信,外国的月亮 真比中国的圆;这个“小卒”该做的一切,还在他自己的祖国。 393 六、集中精力写新的 1949—1966 党始终关切我,帮助我,鼓励我,老叫我心里 热乎乎的……党给了我创作的新生命。 《老舍剧作选•序》 从回国到生命结束,老舍定居故乡北京,其生活特点可以一 言蔽之:工作大忙,写作弥勤。 他的忙,除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如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北 京文艺》及《说说唱唱》主编等,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国际文化 交流活动等。他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经常出席会议、 作报告,乃至出国访问,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尽管如此,而且他的腿已行走不便,但他的“好客”,乐于广 泛接触群众的一贯作风,更是出了名,为大家称道,许多纪念他 的文章,都突出他这一可贵特点。可见老舍晚年,其热情完全献 给了新生的祖国和可爰的人民。 他更不忘自己“写家”的职责,百忙中不断挥笔,著名的剧作 《龙须沟》(1950年),为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它如 《西望长安》(1955年)、《茶馆》(1957年)等前后写了二十三个剧 本,其笔耕之勤、激情之高于此可见。 至于为提倡和推动通俗文艺、培养青年文学创作等方面所 作的报告、论文或创作经验谈,不计其数,小说、散文、改编、翻译 等无所不涉,真是著作等身了。 394 著名出版家赵家璧谈到,1946年起他就有为老舍编纂出版 二十本《全集》的打算,作者也同意了。但解放后老舍一直推托, 说“忙”。1960年春的一次会面,老舍站起身子来说:“我想写的 东西还多得很!我肚子里的许多作品还没有问世,嘿!干吗现在 就出全集、出文集?现在我得集中精力写新的,到那时候,咱们编 全集,算总账。”○12 就是这样一位满腔热情、立志于“写新的”作家,却在1966 年“文化大革命”风暴中丧生了。8月24日夜,他在北城外太平 湖含冤去世,只留下新中国文艺羿的巨大损失与遗憾,留下他那 小书房前院子里的花卉,永不消失的淸香…… 注: ○1老舍《小型的复活》,胡絜青编《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 4 月)304 页。 ②老舍《读书》,《老舍幽默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165 页。 ③老舍《我的母亲》,《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202页。 ④罗常培《我与老舍》,舒济编《老舍和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10月)82页。 ⑤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300页。 ○6萧柏青《老舍在武汉、重庆》,《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二期144页。 ⑦同⑤。 ⑧老舍《写和读》,《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320页。 ⑨老舍《八方风雨》,《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一期13—33页。 ○10同上18页。 ○11同上32页。 ○12赵家璧《老舍和我》(下),《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三期110页。 395